笨笨窝

“七十码”的事儿，终于没有太多人关注了。其实刚出事的时候某没谱青年比较担心一种局面，就是群情激奋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肇事者绳之以严刑峻法——担心的并不是严刑峻法，而是这种“群情激奋”埋没受害者与肇事者在金钱方面和解的可能性，即，如果司法方面迫于舆论压力真的拿定主意无论如何公路飚车都罪不可赦了，比如按照以其他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十年以上起刑，那肇事者方面就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或者用戚指导的话说“我只负我应该负的责任”，赔个十万二十万拉倒。这样判，社会效果当然会比按照交通肇事定罪好得多，肯定能够更有效地儆戒其他想在公路上飚车的潜在肇事者，也因此肯定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普通市民放心走斑马线的合法权益，只是，故事的背后，被害者父母拿到的赔偿肯定会少得多——而他们恰恰是这一事件的幸存者中受害最深、也是最需要获得补偿的群体。以一对老夫妇可能获得的经济补偿——更直观一些就是他们的儿子用命换来的钱——严重缩水为代价换来每个杭州市民出行的安全系数提升万分之一，这种正外部性如此之大的行为不能依靠一对新近丧子的农村老人来完成——说白了，就好比不能把全杭州的路灯插销都插在谭卓父母一家的插座上（好吧之前一篇也用过这个比喻），虽然这样有可能被证明就社会整体而言更有效率。

换句话说，这个事件中也许人民群众或者至少某没谱青年在潜意识里更喜闻乐见的情形是，假如被飚车族撞死的是比尔·盖茨老板的儿子（虽然这么说有点妨人哈，盖茨老板别见怪），盖茨老板肯定不可能接受“私了”的，不可能存在某种金钱和解能减轻肇事者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看着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了。说白了，这也就相当于把全杭州市的路灯插销插在盖茨老板一个人的插座上，只不过盖茨老板太趁钱了，我们都觉得他应该出得起这笔电钱而已。

弯绕大了。今天要说的事情和“七十码”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想要借用一下现成的例子。

“七十码”事件中，双方最后和解的价位是113万元人民币，肇事方给了受害方113万元作为赔偿，受害方在一定程度上谅解了肇事方，这样在刑事判决上对肇事方的量刑可能大幅减轻，比如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将来的量刑也可能会采用“判几缓几”的方式，等等。

某没谱青年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假如谭卓活着，这个价钱会是多少？

澄清一点，这个“活着”的概念并非侵权法意义上撞成高位截瘫、植物人一类需要养活后半辈子的数字概念，而是说，假如谭卓活着，欢蹦乱跳全须全尾的，什么毛病都没有，这时来了一个人，把谭卓、谭卓父母或者还算上他女朋友总之利害相关的人都叫在一起，大家谈判，说兄弟现在我想买你命，你给开个价吧——不考虑法律不允许的因素，假设这些行为都合法，这个价钱将会是多少？

这也就是某没谱青年最近隐约感觉到的一个问题，即时间的不可逆性导致经济分析可能存在的缺陷。

“七十码”的事情出人命了太过残酷，而且肇事者一方总可以从过失犯等方面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嗯某没谱青年个人认为这个案例中对于有经验的司机而言公路飚车致人死亡应该属于间接故意，而非过失），换个简单而轻松点的例子。就说排污许可证吧。把模型简化到只有两家人，一条河，一家人在河边有一栋别墅，另一家人在河边有一家化肥厂，化肥厂只要开工就必然污染河水进而导致别墅贬值，于是两家协商，最终化肥厂给了别墅一笔钱，换得了“排污许可证”，进而开动生产，而别墅用这笔钱补偿了河水污染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最终形成了帕累托改进，即别墅的利益在受到污染并获得补偿后没有发生变化，而化肥厂的利益在开工生产并支付补偿后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效益获得了优化。

某没谱青年在想，关于这个“排污许可证”，其价值真的就是污染对别墅造成的损害吗？

假如现在有两条河，一条没有污染，一条已经被污染，每条河边上都有一座别墅，这时来了一个买家，让他分别对这两栋别墅出价，两个出价之间所存在的差价，应该接近于“排污许可证”的真实价格（当然，假设不需要考虑气候环境朝向等各种买房必须考虑的其他因素）。

这个差价是否就一定等于或者接近于对已经被污染的别墅进行的补偿呢？还真不好说。对于窗前流臭水这件事可能有很多种补偿途径，比如请师傅把窗户完全钉死（要记得配备安全锤），在窗前种上米兰栀子等各种足以遮味的植物（哦开个猪圈好像也行），更高科技一些的比如索性去买些化学药品把自家窗前水里的污染物整体沉淀掉，等等，这些补救措施需要的价钱显然各不相同，“排污许可证”究竟应该按哪一种计价也没有统一标准。然而，无论按哪一种计价，在现实生活中挑选商品的时候，商家是否只要把“瑕疵品”的质量弥补到和正常品一样，就可以要求一样的价钱呢？

某没谱青年为数不多的去小商品市场的经历说明，在产品上寻找瑕疵更多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并非真的出于对产品质量的担心，瑕疵的重要性与讨价还价的比例也往往是不一致的。这种习惯长期以来为买卖双方所共同接受，其中潜在的含义是，产品瑕疵给买方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使用上的不便，还包括心理上对于瑕疵品的——用北京话说——“膈应”，而对于这种“精神损失”，卖方同样是要支付一定补偿的。

当然，刚才说的“差价”也未必就真的能体现出“排污许可证”的真实价值。消费者可能只需要一栋别墅，因此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给被污染的河边别墅的开价很可能是零——那么用差价判断“排污许可证”的价值就是一整栋别墅的价值。消费者还可能存心捣乱，比如某没谱青年，给两栋别墅开价都是五块八毛，赶上人家跳楼放血挥泪脑积水大甩卖加看错小数点就算自己赚到了——那根据差价判断“排污许可证”的价值又是零。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无论如何开价，“污染许可证”的价值应该是在两者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

而恰恰是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某没谱青年往往看不到这种比较。越大的问题越缺乏比较。造成的结果是，在“排污许可证”的谈判桌上，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排污许可证”的存在就暗示了“这条河是注定会被污染的”。——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不可逆性。

换句话说，别墅的主人当然拥有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窗外美景等等权利，“排污许可证”的出价保证了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合理的补偿。别墅的主人同样拥有对一座不那么完美的别墅感觉“膈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排污许可证”的计价中是无法被考虑到的，因为经济分析的基点就是河流被污染之后，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别墅主人留下另一种选择的空间。换一种方式，如果让别墅的主人对完好的别墅和污染的别墅分别出价，污染的别墅所获得的出价即使加上“污染许可证”的费用也会低于完好的别墅获得的出价——就像我们在小商品市场看到的那样，一个笔记本上有污点所带来的折价远高于污点所在的那一页或几页本身的价值。

或者改用“七十码”的例子，那就是，即使事后的113万元赔偿加上对肇事者的刑事处罚可以弥合受害人心头的痛苦和愤怒，如果谭卓还活着，如果谭卓不是“注定要被撞死的”，他和他的父母也绝对不会同意有一个人愿意蹲几年牢加上拍一笔钱来买自己一条命。即使我们假设谭卓是一个不孝之子，从来不回老家，除了每月给爸妈寄钱之外自从上大学就没再跟爸妈见过面通过电话写过信，换句话说，他对他的父母没有任何感情价值，即使这样，他存在的意义也绝对不是未来所有年头全部生活费的一个折现（即使假如他存在，他的意义可能还真仅限于未来所有年头全部生活费的一个折现）。生命可以转化为金钱，比如撞死人要花钱赔偿，但金钱却永远无法转化为生命，比如无论多少钱也永远无法买回逝去的任何一个人，这就是不可逆性。而恰恰是最重要的不可逆性，在经济分析的过程当中由于无法量化而被完全忽略了。

之所以说不可逆性重要，是因为它与我们握有的机会呈互补关系——面对一个机会，选择一下，机会就少了一个，同时不可逆性则深了一层。是否留学、是否工作、是否吃饭、是否自杀等等都是一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一层不可逆性。我们当然可以出售自己的选择，我们随时都在出售自己的选择，比如本来不打算吃晚饭了结果适逢哥们来拜访于是一起下了馆子，尽管除了买单之外没有发生其他金钱交换，但无疑我们放弃自己本来拿定的主意、让一次不可逆事件发生是希望获得一定对价的，尽管也许就是想听两个最新的荤段子之类。同样，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可以自杀或者不自杀，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在5月7日的斑马线上，当肇事者为谭卓造成了人生最终的不可逆事件之后，我们却已经无从知道这一不可逆事件对于谭卓的价值是多少——比如叫醒谭卓问问，兄弟你回家时正打算拿诺贝尔电脑学奖还是正打算跳楼，要是现在花钱买你自杀你看多少钱算够，等等。在侵权事件导致的损害计算中，这一偏差在计量上似乎是永远无法克服的。

在经济分析当中，这种计量偏差造成的并不仅仅是价值计算上的偏误，而是一种方法论的变化。在这世界上我们永远可以看到一些事情，小到污染一条河，大到撞死一个人，它们一经发生就无法挽回，但无论损失有多严重也终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经济分析的方法激励我们在一定的情形下去做这些事，事后再用金钱补救损失，也就是“先斩后奏”“一不做二不休”。然而，某没谱青年的担忧在于，这种“弥补”虽然看似公平，但实际上通过一件不可逆事件的发生剥夺了被弥补的一方因为自己机会的丧失而“感到膈应”的权利——谭卓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别墅的主人也想要一条干净的河流，如果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大概是不愿意事情发生变化的。

遗憾的是，在经济分析中，总会有些人从来没有得到过选择的权利。

歌很好听，作词和去年的《青春大概》是两种风格，DV里认识的人委实不多了……

              走出校园

                      ——北大法学院2009年毕业欢送会致辞（2009/6/29）
                      苏力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也确实很难接受刘德华的“残酷教育”，更无法实践。影片中，刘德华也没做到；他还是倒下了，为保护梦着天下无贼的傻根。更可怕的是，刚听罢“无毒不丈夫”，一转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李冰冰就满含热泪恳请原谅，把自己的导师交给了警察；老奸巨猾的黎叔只能连连感叹“大意了”。一个字——报应！

莫非我们和刘若英一样，“怕遭报应，想做点善事积点德”。但一时的善良会不会变成长远的残忍？而且，我们真的善良吗，或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善良——其实证明的是我们的虚幻、虚弱并因此是虚伪？

这是教育的深刻且永远的两难。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易子相教”、斯巴达教育以及毛泽东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这还只是生活磨难的替代品；严苛不让人长记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有时甚至怀疑，今天大学搭起的知识殿堂，只是暂时搁置、部分隔离、更多是推迟了你终将面对的严酷，也缓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

知识也未必能走出这个困境，尽管我们常常王婆卖瓜，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弄不好也，甚至很，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其实，至少我，或许还有其他老师，选择校园并不只因为酷爱学术、追求真理，还部分因为读书比做事、特别是比做成事更容易，也更惬意。校园教育注定是残缺的。它确实拓展了你某些方面的想象和思辨能力，却也可能因此弱化了你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

出于责任，而不是愧疚，我把这些困惑和担忧，包括自身局限，都告诉你们。就是没法给你一张IQ卡，也没有密码；而且“是真没有”，即使“这可以有”，即使你像范伟一样举着斧子。希望你们重新审视并尽快走出校园。不要只用规范的眼光看世界。生活世界一定不规范，有时还抵制规范。不要把符合逻辑或看似普世的话都当真或太当真。生活不是逻辑；真正普世的无需倡导，有人促销的则一定不普世，还可能假冒伪劣。如果没有准备，一旦遇上忽悠行家或策略高手，甚至卑鄙小人，你就会手足无措。无论是消极无为，还是同流合污，即便愤世嫉俗，那也是行动力的丧失。说不定，一次情感创伤就毁了你的善良和未来——想想法大的付成励同学。

你就得像宋丹丹说的，“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请记住，是对自己。要抗造，经得起摔打，顶得住飞来横祸或无妄之灾。“好人一生平安”也就一只歌，听听就行了。出门被车撞的，并非都是，其实基本不是，不孝子孙或贪官污吏。就算民主法治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消除不了办公室政治。安徒生童话里，你也得走到结尾，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不是说放弃诚实和善良；只是老百姓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正的善良只能出自知情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话冷峻，却不冷酷，更非冷漠。怎么可能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只是既然你走进了这个校园，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注定不是为重复昨天的故事，听从教科书的安排。我们只能创造你的此刻，你要创造的却是自己的未来；你要实现的，不是别人——包括父母——对你的期待，而是，最好是，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必须有能力承担起想象中你独自无力承担的责任，即便是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友。

而且你们是共和国的年轻公民！你们当中应当产生，也定会产生这个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领袖。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但凭什么说你的今生今世或此后，中国就不再遭遇汶川，就没人折腾了，就没人打西藏或台湾或南海的主意了；或贪婪不再引发其他什么全球危机，人类就此与9.11决绝，一路高歌，直奔历史的终结。过去一年来，我强烈感到，中国不是正走向，而是被推上更大的世界舞台。主要还不是“奥运”，而是金融海啸。当然还有索马里护航、美国要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以及盘算中的收购悍马或沃尔沃。即使看似波澜不惊，也意味着波澜壮阔、也一定波诡云谲的挑战。不尽是机遇，一定有莫测的风险、陷阱、圈套，弄不好还有灾难。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你们必须，也相信你们会坚定、冷静、智慧和执着；还必须有人准备，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承担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这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推荐这条路。没有。我只是指出有这么个选项。和天下的父母差不多，其实，我们更愿意你们平平安安；也算想过，却未必期待你们成为英雄。英雄路注定坎坷，更是狭窄；无人允诺，更没法保证，你选择了，终点就是成功，而不是悲壮。至少，我的这番婆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想到了，你们当中也难免有人失落、失意甚或失败。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都祝福你们！

也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并相信你们，会无怨无悔！

                                         2009/6/28定稿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今次“08军训”事件，令师弟师妹们最愤愤不平的自然是那句“北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军训事件直接影响的人数其实远小于05年的“水木封站”，但反响可以预见会比“水木封站”大得多，一大原因就是其间牵涉到了实质的经济利益——多少人买了飞机票打算回家，报了班准备考托，甚至申请了交换准备出国，一下子都办不成了，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颇为可观。尤其考虑到六十年大庆不比汶川地震，不是说昨天刚发生的事儿今天就要献血捐钱，而是——按照校方某马老师的话说——敢情学校从年初就憋着这宝呢，这件事本学期一直是重要的工作任务，可直到期末该考试了才把确切日期通知下来，自己的老师对付自己的学生可以有多不厚道，可见一斑。

其实平心而论，某没谱青年倒是觉得以那个马老师为代表的校方可能倒也没那么十恶不赦。做个假想，即使“3600人”的任务完全来自于领导或者说军方的强制要求，到了马老师这一级，借他个胆儿也未必就敢跟记者说“我们也不想去那么多人，北大也是被逼的”，为什么不敢这么说，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说到此处插播一则段子，据说苏共二十大上赫秃头作那个著名报告的时候，台下传上来了一张纸条：“请问当时您在哪里？”赫秃头念完问题，举着纸条问台下：“这哪孙子写的？”问了三遍，没人吱声。赫秃头说：“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的座位上。”——看来这个问题不光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可以理解，皮肤不黄眼睛不黑的人也未必就理解不了。

换句话说，由于信息来源并不对称，我们了解校方在这件事上的真正动机和决策依据完全来源于马老师对记者说了什么，而对于自己该说什么、能说什么，马老师也未必有这个选择权。

这样说来俨然马老师和校方在这件事上还有点无辜，或者说，还有点可能性是无辜的。某没谱青年今天要说的是：不是这样的。

马老师的确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的时候可能没有选择权，但这选择权是他主动选择放弃的。“学工部”这种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堪称代表官方侵犯学生利益的一把快刀——这里边有两个要素：一是“侵犯学生利益”，而且往往还披着来自学生内部的一张羊皮，摆出学生“自愿”如何如何的姿态；二是“代表官方”，这种机构其实自己从来没有过决策权，从来都是作为上层的工具潜伏到学生中间痛下杀手。这种状况至少近二十年来一向如此，不是说特圣洁一组织突然接着一政治任务然后沦丧了，所以说既然马老师当初自愿选择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且自愿选择在这个组织里勤奋工作，官拜部长，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已经充分行使了自己的选择权，那么今天他无论真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还是被迫“奉命行事”根本没有区别，相关人等也根本没有资格说什么“请大家体谅学校理解学校”之类的屁话。

某没谱青年的意思是，在不是那么生死存亡的关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选择机会的。做这些选择用不着抛头颅洒热血惊天地泣鬼神，无论怎样选择都没有多大机会成本。比如，你可以选择不入党，可以选择不做学生干部，可以选择不留校工作，等等。在做这每一次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决策依据都是预期收益减去预期成本，看看结果是正还是负。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决策方式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了一个行为的外部性，忽略了自己的选择对其他人的影响。如果选择做某一件事，对于选择者自己来说收益大于成本，但考虑到将会有好几千号人耗一个暑假不能回家，而这个指示将会是通过自己发出的，把这个负外部性考虑进去，很可能预期收益就小于了预期损失，选择的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很重要的参照指标就是这些“外部性”能不能通过一定手段内化为成本，内化越有效，制度的安排就很可能越科学。好的制度比如民主投票，不好的制度比如小孩儿们群情激奋把学工部的领导们揪出来胖揍一顿，其共同点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正负外部性内化成当事人自身的收益或成本。而在外部性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内化的情况下，当事人在决策时是否能充分考虑外部性，只能一靠良心，二靠智慧。

“良心”在成本收益公式中体现为赋予外部性变量的参数，参数越大说明决策者越看重他人的感觉。“智慧”在成本收益公式中体现为外部性变量的取值与实际的差异，差异越小说明决策者对事实的把握越精确。在我们的习惯中，“没良心”永远是一种道德上可谴责的行为，小事比如半夜两点居家欣赏摇滚，大事比如做出完全利己毫不利人的决策导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都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咬牙切齿。

然而与之对照的是，我们总不习惯于谴责缺乏智慧的行为。在我们内心深处可以接受一个人因为缺乏智慧而赚不到钱，把不到妹，买不到房，念不到书，却很难接受一个人因为缺乏智慧而在道德上居于不利地位，俗话说就是成为“坏人”。恰恰相反，更常见的情况是对一个人缺乏智慧导致的滔天大祸进行口诛笔伐之后，为了平衡而在道德方面予以肯定，例句如“唉其实共事儿这么些年，老X我还不了解吗？他这个人，别的不敢讲，人品那绝对是没得说的，就是缺乏能力……”云云，耳熟能详。

某没谱青年现在要说的是，缺乏智慧和缺德的区别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它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可能因为对外部性赋予的参数过小而导致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同样会因为对外部性的估计过低而做事不计后果。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因为完全不顾及环境而开了一家高污染的工厂，另一个人因为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污染而开了同样的一家工厂，效果有区别吗？相反，对于以上两个人过于精确地区分只会导致几乎所有野心家都扮出一副无辜的弱智嘴脸，用北京话说就是往里傻不往外傻——信不信由你，这路傻人从来不会把一整条街的路灯插销插在自家的插座上。

说到这里，某没谱青年倾向于认为，当一个人面对选择的时候，正如不能太缺德是对社会负有的道德义务一样，人不能太蠢同样是对社会负有的道德义务。任何一件极端邪恶的事情，需要的“邪恶量”往往都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多，剩余的部分往往就是由无知——或者说看上去的无知——所填充的。一个阿道夫加上千万个埃希曼，一个毛爷爷加上数以亿计的红卫兵，等等，面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理由认为无知不是一种罪恶？

然而，可以想见的是，我们仍然很难认为无知是一种罪恶。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每个人都没有把握说自己是睿智的，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充分估计了每件事情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所以我们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人又是自私的，所以只要我们看到这条后路，就永远会有动机混淆缺德与短视之间的区别，把一些自利的事情归因于短视的后果，让这条后路越来越宽，然后，道德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沦丧了。

尽管如此，最后的最后，作为从园子里出来的学生，看到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园子里，某没谱青年还是很不爽。

如果我们正在奔向地狱，那么唯一拯救我们的办法就是速度再快一些。

一个多月以前曾经写过几行字，题目是“双食记”。当时的想法是，毛时代极端实用主义的精神基础以及邓时代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如同双食记的故事，共同缔造了今天极端注重经济效益而极度缺乏生命关怀的时代精神。但没有放在space上，因为当时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现在想来，确实不对——这根本不是双食记，而只是一种毫无反思从不回头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上的体现而已。

不反思，不争论，不折腾。时间早就停止了，我们早已学会，当每天的太阳落山，就自动把历史当作给定条件。既然历史无法改变，那么，未来的决策也只能仅在当下的秉赋范围内展开。

我们也早已学会，对于一切“昨天”的评价都以“今天”为标准，对于一切“前天”的评价都以“昨天”为标准。以此类推。凡是有助于达到今天状况的，都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凡是不利于达到今天状况的，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历史的意义在于一个故事的无数个视角，我们的故事只有一个视角，所以，我们没有历史。未来的意义在于一个生命的无数种可能，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也没有未来。

或者说，我们的历史已经把未来告诉了我们。故事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奔向地狱，那么唯一拯救我们的办法就是速度再快一些。这样，当我们终于到达地狱的时候，回望自己的一生，才能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