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笨窝

（一）

对国安最早的印象还停留在蒲安里，一个某没谱青年还根本不看足球的年代。那时候老爸是狂热球迷，至少有球必看。球赛还是在最早的21寸电视上看，沙发还是木头扶手的旧沙发，寥寥几笔的印象中，谢峰和高峰那时候还在搭档锋线——想来应该很久远了，毕竟谢峰在97年就已经成了国家队的右边后卫。最主要的球迷群体是小学同学，那时候大家周末都看球，周一到了学校就开始神侃曹限东传得多好，高洪波又捡了个漏，或者韩旭在后防线上又丢人了之类的。

那时候某笨自己还从来不看球，只是听听。

（二）

97年不仅有十强赛，还有“九比一”。九比一那天某笨正好跟老爸去北戴河玩，同去的老爸同事都是北京人，九比一自然成了话题。某笨现在依稀记得进球的几乎都是老外，当时还琢磨“那也说明不了北京人踢得比上海人好吧”，此外大家讨论的一致意见就是“金志扬用人确实有一套”。对了，那年这场球之所以给某笨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还因为开学之后，参加小学数学竞赛之前，校长训话还用了这场球作为例子，鼓励大家碰上难题不要着急：“……尽管刚在客场输了大连一比五，但是回到主场，人家金志扬该怎么调整还怎么调整，照样能打上海九比一，怎么样——Tianren看那场球了吗？哦你不看球？”

那时候某笨还真是基本上不看球，大多也就是听听。

（三）

97年国安参加足协杯决赛，正好某笨去上钢琴课，于是回家的路上在老爸的车上听收音机直播。现在清楚地记得，收音机里每当球发展到国安队的禁区都会有一个叫“姚健”的人出来搅和一把，还以为是对方的前锋，听了大半场觉得不对，琢磨对方的前锋怎么净给国安帮忙了，一问才知道是国安的门将。“不是那个长头发戴发卡叫符宾的吗？”

那场之后符宾就转会了，所以某笨从来没看过符叔给国安队守门。

（四）

关于国安的一切记忆好像都是从那个下午那一场之后开始了，尽管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那场谁进了球比分是多少。

98年的“十八棵青松”，上半赛季主场全胜客场全平，不过上半赛季的最后一场在主场踢平了大连，李东波在禁区弧顶飘进一脚远射扳平比分，当时某笨在蒲安里的方厅看球，所以远射进的还是21寸小电视上的球门。当年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随着老一拨国安球星的转会，几乎每个人都进过国安的球——曹限东在青岛，高洪波在广东，等等。后来记得北青报专门做过一版“十八棵青松”的介绍，印象中结论就是虽然三杆洋枪依旧神勇，然而究竟技术特点已经被对手识破，表现已经不如初来中国的时候了。

那年的另一件大事是98年世界杯，巴拉圭国家队招进了冈玻斯，某笨自然要关注，尽管老爸评论说巴拉圭主教练用人失误——与其用冈玻斯踢中锋还不如招卡西亚诺。年底冈玻斯夺得了某个进口剃须刀品牌评比的“足球真汉子”还是什么奖项，之后就走了。

（五）

到了99年，三杆洋枪没有留住，换成了荷兰中锋托肯、南联盟的佩塔和匈牙利人米哈利，托肯似乎还进了几个球，佩塔自从美国开始炸南联盟就没再上过场，米哈利则从头到尾就是个水货，后来被撵去云南继续水了。下半赛季发现外援不好用，杨晨和周宁又全都去了德国，忙着把卡西请回来救急，一起来的还有两个南美外援巴雷德斯和拉雷阿——这俩谁来自巴拉圭谁来自乌拉圭已经记不清了。拉雷阿某场在前场左路进过一脚很远的贴地远射，当时某笨是在爷爷家看的电视，不过球迷的一致看法仍然是拉雷阿比冈波斯差远了。

99年某笨每周日的下午都要去数学奥校，所以国安的比赛基本没看上，最主要的赛场信息倒是来自老爸转述——老爸那时候送某笨念数学奥校之后顺路去爷爷家，下午的时间正好看场球，接上某笨回家的时候趁热就最新赛况了。记得最后一轮已经是十二月，天气非常冷，某笨仍然要去上数学奥校，不过是自己去的，进地铁站的时候就感觉从领口往脖子里呼呼的灌风，回家就感冒了，所以过了一两天才意识到国安已经阻击了辽宁——本来都以为辽宁已经是冠军了。

（六）

然后就到了2000年。买来了看不懂合同的小王涛，主教练换成了乔利奇，不过老头儿只带了三轮就下课了，留下的最后印象就是姚健在禁区手接回传球，被天津一拨一射在北京主场拿到了三分。那一年接下来的事情，当时记得很清晰，现在回想起来却很模糊，倒是还真真儿地记得《闲人马大姐》里面和北京国安有关的一集，因为老王有句台词“乔老爷下课小魏上台”，所以几乎肯定是2000年的事儿。最著名的台词还是马大姐老公说的：“场上踢球的那都是趁好几百万的大款，我花二十看二十二个大款跑得四脖子汗流的，和每个大款还摊不到一块钱呢。”

此外就是2000年的暑假结束，从蒲黄榆搬家到了方庄，刚才说的王援朝那句台词应该是在蒲黄榆看的最后几集《马大姐》了。

（七）

在蒲黄榆看的最后几场球，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国安在杯赛中4-0逆转淘汰厦门的故事——先是客场输了个0-3，回到主场上半场互交白卷，记得中场休息时候解说员说“要逆转不仅要保证别再丢球，还要保证进三个球以上，国安现在只能算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于是下半场佳一、徐云龙、杨璞相继发威，踢到加时桑德鲁金球制胜。当时模模糊糊感觉，有这么多年轻球星都踢得不错，冠军应该不会远了吧。

似乎就是在那场球，经过中场休息，南方从上半场的“小将南方”过渡到了下半场的“老将南方”。说到此处想起还有一场对阿贾克斯的友谊赛，南方下半场替补上场，在禁区边上把一个任意球传中到了球门后角（和04年欧锦赛德国队弗林斯进范德萨那个球差不多），比分也扳成了一比一，不过后来国安还是在点球大战中输了，踢丢点球的还是南方。那场球老爸没看见，应该是在忙着装修新房子。

（八）

01年某笨考高中，上半年球看得不多，到了下半年热情又都被十强赛吸引了，对国安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那年成绩不好，内外援引进得都很混沌，只记得防线上有个东欧球员切尔梅利，此外就是暑假左右商毅踢过几场前腰，效果还不错。不过话说那年国安主场经常有进四个球的大胜，每次进最后一个球、在对方棺材板儿上洒盐的都是田野。对了，“京城三少”的名头大概也是那年叫响的，都被米卢带进了国家队——据说十强赛的某一场，换杨璞上场之前教练在场边给了句指示“摔他”，杨璞上去踢右前卫，没五分钟果然获得点球，范大将军锁定胜局。

那几年国安的路线就是本土球员牌，初三提招过了那几天，照例要去学校上课却又没什么正经事，某笨有天中午骑车去工体转了一圈，还记得球迷商店挂着硕大的海报，上面有六七个人，主打是徐云龙、杨璞、邵佳一、李东波，此外好像还有商毅或者薛申。那张海报上的人，到了国安真的拿到联赛冠军的这天，还在踢球的已经是少数了。

（九）

终于到了02年，应该说在国安的混沌期是相对扬眉吐气酣畅淋漓的一年吧，老彼德带来了巴辛，签下了小李明，三五二打得风生水起。其实02年如果从一开始就选好外援，估计冠军就是国安了，只可惜年初签下了兰科维奇，除了第一场中场休息时“对子儿”拼下了李铁帮助国安小胜防线洞开的辽宁（主场已经在北京了）之外，六场停赛过后几乎就一无所有了，还有个号称南联盟国奥队后腰的塔尼奇，也基本看不出比中国国奥队的后腰路姜强在哪里。终于还是下半赛季请回了卡西，签下了光头前腰普雷迪奇，却在倒数几轮先是客场输给了山东，又在天王山之战输给了大连——彼德用陶伟踢三五二的盯人中卫，被尼古拉斯一扛就甩在了身后，于是落得个亚军。

那年老彼德偏爱巴辛偏爱得无以复加，记得有一场对青岛，卡西连着摔到两个点球，居然都让巴辛罚——那年如果定下卡西作为点球的主刀也许最后能当上最佳射手。不过巴辛赛季中期在重庆客场接连犯错，导致国安0-3失利，还有主场对沈阳金德遭到杜苹偷袭，输掉两场该赢的球也是丢掉冠军的重要因素。从这点意义上说，全年表现都不错的巴辛也有点没给老彼德做脸。

（十）

03年国安没有续签老彼德，取而代之的卡洛斯—马科斯师徒组合差强人意，过了几轮还是召回了彼德和卡西，紧接着就非典了，疫情转危为安后国安忽然就成了保级队，于是又是一通炒外援换教练的忙活。当然也有亮点，足协杯半决赛跟裁判打起来了，大半条防线似乎都参加了围殴裁判活动，因此决赛只能靠邱忠辉和崔巍对付大连——好在那是崔巍没有犯错的为数不多的几场球之一，加上刚刚转会过来的科内塞显灵，于是三比零拿下夺冠。夺冠那天老彼德还被队员扔到了半空，但在第二天就宣布下课，杨祖武杨大爷带着打完了最后几轮。

那年上半年没怎么踢比赛，下半年某笨就上了高三，看球的机会并不多，不过陶指导的前腰位置应该是那年年底被杨大爷确定下来的。说句题外话，04年看到德国队在欧锦赛上掰不开镊，沃勒尔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前提拉姆作为组织核心，还觉得很有点杨大爷幕后支招的神韵。

顺便插一句，真的没想到下一次再有国安的主教练被扔上半空要等到今年的洪老爷子，上一次某笨刚刚上高三——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十一）

04年上半年的高三生活几乎耽误了国安的全部比赛，某笨只在放寒假当天看了超霸杯——那是个阴天的下午，阴暗的客厅里只有电视在发光，记得是场进球大战，科内塞严重发威，国安多进了一个，对手是刚刚引进了张玉宁的上海。

下半年就罢赛了。其实罢赛之前国安遭遇的误判已经非常严重，包括客场对四川2-1领先时被吹出来的进球，北京球迷就已经觉得裁判无法无天了。罢赛那天某笨在承德，完全是听deco20在手机短信里转播了罢赛实况，回北京之后才在网上看见视频——四年之后的“武汉退出”事件，某笨同样不在北京，虽然之前在方庄的家里看了比赛的直播，但第二天就去了西安，武汉退出的消息同样是听deco20手机发布的。

（十二）

04年的最后几场就浑浑噩噩地过去了，还记得对深圳那场，某笨在计算机房上机，只能断断续续关注了新浪的文字直播，国安0-3失利，新浪文字直播的刷新还没有到，老妈已经发来了短信“深圳队马里科扎雅克进球”。回到宿舍，见到看了那场球的YS，打听三个球到底怎么丢的，YS同学很精炼地概括：总之该丢的球都丢了。那年到了年底，姚健被挂牌，之后正式宣布退役。

某笨直到今天都不愿意相信姚健是因为打假球而退役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有几场“问题球”都没有看到转播。

（十三）

05年，杨智来了。国安前两场还是用杨世卓守门，直到客战武汉，靠老隋的世界波2-0领先之后连丢三球被逆转，此后就一直换成了杨智——那场比赛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开启了裴恩才的神话，直到老头儿后来照搬三后卫阵型折在女足任上。那年本来是有夺冠希望的，虽然踢得也不稳当但基本还没有掉队，直到最关键的一个主场3-4输给了大连——那场防线简直被打成了筛子，几乎就是前边进一个后边就敢再丢一个的状态，让人一点赢球的希望都没有，此后终于一点也追不上来了。记得最后大连的客场，0-1落后时靠崔巍从中场一脚特别不靠谱的吊射就飘了个死角，这时候已经下半场快结束了——没想到旋即还是被大连又打了一个，那年的防线简直让人绝望。

对了，05年夏天，某笨和deco20骑车去工体看了一场国安对皇马的友谊赛，虽然国安输了，但耶利奇完全可以拿着自己的进球录像去巴萨毛遂自荐一下。

（十四）

06年，国安既没有留下耶利奇，也没有留下阿莱克斯——这个赛季从一开始就没让某笨胆敢抱什么希望。雪上加霜的是回归的科内塞越踢越水，一下子就让人明白了他为什么回归中超，匆忙引进的另一个外援米尔顿更悲惨，半个赛季居然一个球都没进。那年的最佳射手是高大卫——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想象出国安的表现差劲到了什么地步。

可能06年唯一的亮点就是穆萨，长得有几分像耶稣叔叔的阿根廷中后卫，总算在防线上有了点准谱，可惜，来年还是没有留下来。

（十五）

2007年，对于国安最重要的两场比赛，某笨都没有看到全场。夏天对阵山东，某笨正在饭局，回家一进门看见电视上的比赛，问一句比分：“三比一，八十分钟了。”料想应该这三分就能守住了吧——没想到最后是个六比一，十分钟就看了全场将近一半的进球，不亦快哉。

十一期间，某笨和ILSA众一起去捷克交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小镇皮尔森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受到了老妈从国内发来的手机短信：国安零比一输长春。当时某笨挺平静的，输球了固然不爽，可也并不是世界末日。那天下午的活动是和捷克学生座谈，晚上看了音乐剧《雨中曲》，之后去了当地的一个酒吧。

据同行的同学们说，那天某笨的solo show发生在从酒吧回驻地的公共汽车上，足足六七站地的时间，完全是京骂，完全没有重样，完全是指责国安的球员“怎么就抓不住机会……就这一场就不能赢下来……”什么的。然而某笨自己对于喝高了之后的印象只剩下上车——下车——进门睡觉了，完全不记得还有这一段。

也许，内心深处自己多么希望看见国安拿一次冠军，清醒的时候是永远想不到的。

（十六）

忽然发现序号正好到了十六，似乎顺理成章就应该说到今年，但是说了这么多，也累了。

此外，今年其实真没什么好说。除了夺冠之外，个人感觉今年踢得不如老彼德带的02年好看，几个外援也都没有05年的耶利奇惊艳，“京城三少”也不再像01年那么年轻，如果十几年来一直在关注国安队的表现，今年还真没准会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

某笨喜欢一支球队，多数时候喜欢的都是过程，比如这么多年喜欢阿森纳，尽管枪手自从亨利走了还没灵光过，比如这么多年喜欢尤文图斯，尽管“电话门”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按照这个理由，今年的国安其实并没有02年或者05年“讨人喜欢”。

还好，国安从来都不是某笨喜欢的球队。当你从还不懂足球的时候就开始看一支球队比赛，你开始看球的时候和身边的所有朋友聊一支球队的新闻，你开始踢球的时候用一支球队场上的特写镜头描述自己和同伴的所有动作。就是这样。国安对于某笨，与其说是一支球队，其实已经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今年看见国安夺冠，说得出来的是兴奋，语言无法形容的，是心里那种欣慰的感觉——某笨看着这些队员从二队一路踢到行将退役，自己从初中的数学奥校一路看到大学毕业，看到开始工作。

这其间的所有感觉，也许只有下一次酩酊大醉才能表达完全吧。毕竟，十六年过去了。

一句话概括剧情，《麦田》讲述的——或者说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战国时代的柏林之围的故事。

然而故事讲得并不好看。和《柏林之围》相比，《麦田》最缺乏的就是人物的心理状态。两千多年之后的无论我们还是何导想必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河南人和陕西人能打得那么不可开交——换作北京人和天津人还差不多。整座小城的赵国人出征的时候，感觉和去踢一场旷日持久的足球赛差不了多少，丝毫没有抵御外侮的使命感或悲壮感。在历史上，“十二岁以上的男子悉数出征”应该是一件很悲壮的事情，是一条只有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才可能采取的对策，战争的后果不外乎“惨败”和“惨胜”两种。怀揣着对这两种后果的预期，无论谜底揭晓是哪一种，即使是个杜撰的谜底，在揭晓的那一刻，全城人民共同的心理状态也不太可能立刻进入狂欢，连长出一口气的瞬间都没留——即使是全城女人民。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变成了闹剧。并不是说打了胜仗不能高兴，某没谱青年的意思是，赵国在长平之战——一场全国十二岁以上男性都投入的战役——中打败了秦国，这件事无论如何也比河南建业小胜陕西浐灞要更重要一些，所以之后的高兴并不应该是那个高兴法。尽管再之后的庆祝方式可以如出一辙，痛饮狂欢或者上街游行，但区别就在喜讯传来的第一个瞬间。那一个瞬间没有留白，已经给整部电影的闹剧本质定下了木已成舟的基调。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尽管近年来我国时常被外媒批评为民族主义情绪激增，这种情绪也往往能够在家乐福或者日本使馆找到例证，然而实际上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对于“民族”并没有特别切身的体会。我们的“民族主义”来源于对其他民族的不满，对“美国佬”满世界打仗、“小日本”满世界参拜或者“高丽棒子”满世界泡中国妞等种种行径的不满，然而，对于自己的“民族”，我们究竟是怎么认知的？或者说得再直白些，究竟是谁的权益被侵犯到什么地步，会使得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把十二岁以上的男性都送上战场？

抗日战争显然是几乎无可争议的例子。除此之外呢？例子举得再详细些，倘若日本人占领了天津，估计每个北京人都会自觉扛起枪——尽管天津人会烧杨智照片或者画了绿色的乌龟贴在大巴窗口，但倘若是俄罗斯人占领了西北，说得再直观些（也再政治不正确些）就是城乡交界处那些小偷的故乡被老毛子占领了，从此之后那些小偷都归普京管了——这个事实真的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穿上军装坐上开往西北的火车吗？

这一下就说远了，而且容易犯错误，某没谱青年想表达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往往被评价为“极端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很可能并不如表现出的那么明显，因此何导把《麦田》的故事讲成闹剧就非常可以理解。如果长平之战参战的一方不是赵国而只是河南建业，如果小道分叉的一端不是国破家亡另一端不是浴火重生，如果战场上兵戈相见的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敌而只是温吞水般的“对方辩友”，那么故事当然可以像《麦田》一样的讲法，白起白指导vs赵括赵指导，秦军让一球/球半，赛前和家人卿卿我我依依惜别，赛后和对手开怀痛饮烂醉如泥，二百五的士兵用二百五的方式混入对方的城池，并且最终获得最二百五的结局。

可惜，故事发生在长平，一片今天仍然可以挖出青铜箭镞的土地。

可以理解何导的是，如果想要给两个逃兵的故事寻找一个宏大的战争背景，希望是个尽人皆知不需要太多笔墨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历史画面，还不想因为选择解放战争而犯下政治错误，那么可能只剩下属于起翦颇牧的战国时代了。往后，一方面大的战争多数都是胡汉之争，岳家军的逃兵不可能蒙过金国老百姓，从倭寇的队伍落跑也不太可能在沿海农村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小的战争又无关痛痒，张大帅赶走了李大帅，李大帅败给了王大帅，然而十里洋场马照跑舞照跳，乡下无论谁当道都揭不开锅，后方的老百姓从哪儿论都犯不着跟对方军人过不去。选来选去就挑中了长平之战，这场战争无论从规模、过程还是对整个战国时期国际政治的影响都可以写入史诗了。

正因为此，这部电影才是失败的。史诗里不是不可以出现二百五，但史诗必然是不可能通过二百五来讲清楚的。而《麦田》，缺乏了故事背后深层次的心理状态，因此除了一个二百五的故事之外，谁的故事都没有从头到尾讲述清楚。原因很简单，在一场事关亡国灭种的战争中，除了二百五之外，没有人的行为是可以脱离整体背景而理解的。一场大战使得每个人的命运都如此之大，何导却把故事讲小了。

长假闲得慌，扯扯中国足球。

作为北京人，某没谱青年当然要从国安的“内定论”说起——虽然这个话题其实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首先是横向比较，今年国安从裁判那里得到的好处未必明显地高于其他球队，网友只算了潜在的误判为国安增加的分数（而且那个算分的帖子所援引的事实争议极大，比如客场对长沙，文虎一进球前的犯规并非误判），但国安今年由于裁判的误判而失去的分数也并不罕见，比如客场对上海瑞恩遭放铲被漏算的点球、客场对杭州陶伟终场前进球被误判的越位，等等，正负都算下来国安的获利未必明显高于其它任何一支中超球队。此外，纵向来看，国安今年的“净获益”也未必就高于历年的任何一支中超冠军球队。即使五大联赛的高水平裁判，对于强队有意无意间都有一种照顾，比如今年曼城德比欧文的进球时间（不禁想到李大眼说补时五分钟该算加时的理论，依此类推，欧文第97分钟的破门简直可以算是客场进球了）。如果和历年的中超冠军、包括五大联赛的强队获得的裁判照顾进行对比，国安今年从误判中得到的利益也并不是史无前例的。

产生“内定论”的真实原因与其说是竞技因素，不如说是心理因素，与其说是一种全国人民对于北京的地域歧视，不如说是一种对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行政垄断行为的不满在足球领域的集中表露，北京国安作为国有企业在足球领域的代言人，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这种不满的牺牲品。毕竟，由于国家是市场秩序当然的维护者，国有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时天生就需要面临一种怀疑的目光——这就好比假设你上学的时候你老妈是你们班的班主任，你拿全班第一的时候就绝对别想没有人说闲话。全国球迷质疑的“内定论”在深层次上也正是由于国安俱乐部的国有企业身份，而非“国安和足协都在北京”这一简单得可笑的逻辑——有谁天真到相信全北京球迷会集体跑去龙潭湖大街扔板砖砸玻璃呢？

从另一个角度讲，“内定论”产生的重要前提就是中国足协的公信力近年来的直线下降，以致于去年奥运赛场上终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谢亚龙下课”。谢主席的下课铃不仅是民意的宣泄，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来自官方的暧昧信号。尽管中国足协仅仅是一个局级单位，然而考虑到天朝自立国以来言论控制的决心和力度，以及对奥运会这种场合“国际形象”的关注程度，能在“谢亚龙下课”的时候不拉响高音喇叭或唱响《北京欢迎你》绝对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所以说谢亚龙的下课铃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摇身一变的谢董，更明白无误地告知了谢董的继任者高层对足协的态度。换言之，如果谢亚龙之前公信力全无的中国足协面对民意质疑尚可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么南勇时代的足协面对来自高层的压力就不得不对民众的呼声采取“顺义”、或至少是“怀柔”的政策了。

国安代表国企所引起的公众愤怒，加上足协作为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敢作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了“内定论”的甚嚣尘上。接下来就扯一扯“内定论”中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申花朱老板。

按常理说，如果国安真的被“内定”为冠军，最愤怒的必然是直接的争冠对手们——比如山东鲁能或河南建业等等，其次愤怒的应该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德比对手比如天津泰达，但他们（这里指俱乐部层面）都没有发出公开的谴责声音。这进一步印证了刚才的结论，即“内定论”的真实原因并非地缘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或者说“阶层矛盾”。鲁能集团和泰达集团作为与中信一样的国企“航母”，即使没有惺惺相惜之情，单为了防止引火烧身也不至于鼓吹国企受政府袒护的理论，而河南建业作为香港地产公司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自然习惯性地避免卷入与政府的正面冲突。在这种前提下，申花朱老板就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

朱老板的身份很有意思。他的公司主营电子游戏，这一行当在某没谱青年念初中的时候有个脍炙人口的绰号叫“电子海洛因”——尽管这个绰号其实很没道理，但就事论事地客观分析，不得不说这一行当的社会地位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带来这一进步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经济实力的提升。想当年星际争霸可以响彻一条胡同所有拉着窗帘的窗户，仙剑奇侠传可以自从大众软件创刊就一直霸占游戏Top10榜单，大航海时代敢于在上个世纪末就卖出248元一套的天价，但它们没有一家能够把广告做到电视上，仅这一对比就足以说明靠出售点卡进行持续性赢利对游戏产业带来的巨大变革。经济地位的提升自然带动了政治地位的变化，比如朱老板可以大开大阖地走上前台，比如“电击疗法”不至于作为戒毒手段而获得合法地位——再次重申，某没谱青年一直不赞同把电子游戏比喻成电子海洛因，也一直不赞同把“网瘾”作为一种病，更不用说电击疗法，这在民法上倒是很可能涉及监护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人身权利的处分权界限，再扯就扯远了。此处只是想说明，对于习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思维的中国人民，能够基本在反对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含含糊糊地说明我们对于“网瘾”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接着说回朱老板。朱老板的队伍最早叫做联城，依靠收购中超球队上海中邦进军中国足球，2007年年初收购了上海滩的“大哥”上海申花，成为了上海的唯一一支中超球队。话是这么说，朱老板在上海颇不得人心，在申花球迷心目中普遍享有“小瘪三”的美誉，其中原因主要是球队管理上往往犯有说大话使小钱的嫌疑，此外在参与中超联赛时也总让人联想到一些“不能说的秘密”。09赛季朱老板算是立地成佛了，回到申花和鲁能的冠军之争如火如荼的08赛季——有请我们的三位谈话嘉宾，前陕西浐灞队边后卫赵作峻，前北京国安队中后卫张帅，前辽宁队中后卫罗曼。

当然，09赛季的朱老板立地成佛了，再没听说过哪个后卫因为对阵了上海申花而莫名消失，于是朱老板开始了净化联赛环境之旅。如果我们以2009年1月1日作为一个截断，但看此前和此后朱老板的表现，都是私营企业主很典型的作为——此前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利用市场竞争的一切漏洞，此后是作为垄断竞争、或者寡头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规模经营者，抨击市场制度的漏洞，指责垄断者破坏游戏规则。这两种做法都很典型，也都很容易理解，遗憾的是，当它们前后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间隔又如此之短以至于我们很难无视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朱老板的这两副面具就一下子全都丢掉了公信力。

这大约就是中超联赛的内战状况。考虑到外战（俱乐部级别的洲际比赛），尽管中国球迷对"BIG4"的出工不出力十分不满，但鉴于无论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原因，巨大的资源仍然被几家寡头垄断，代表中国参加外战的资格也往往只会落在这几家俱乐部的手中。他们当然打不好洲际比赛，这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带来的必然结果。公司的管理层理应对股东负责，在中国的语境下，如果股东是国企，这一本应为信托关系的“负责”又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官僚体制内下级对上级的“负责”，俱乐部以外很可能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高级官员对于比赛的取舍会直接影响俱乐部的操作，说白了就是外行领导了内行，这就直接意味着亚冠的小组出局，区别顶多在于是否死得更恶心一些而已。我们当然有理由一厢情愿地幻想河南建业甚至陕西浐灞能够杀到亚洲赛场并一鸣惊人，至少从他们在中超联赛的表现来看，性价比明显高于国企。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边际收益递减的铁律同样无法忽视。当小规模经营的俱乐部扩大经营规模，引进大牌球员，改用攻势打法，在更衣室很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根据他们目前的成本收益率就判断他们进军亚冠后的表现必然强于BIG4也不能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不争气的国企，不靠谱的私企，不吭声的外企，加上迫于上级压力一会儿动作过大一会儿不敢作为的足协，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对于这个刚满六十岁的政治体制以及年满三十岁的经济制度都是个不错的隐喻。我们当然梦想着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出生在一个模型般完美的世界，政府在最大限度上不参与经济活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运转完美，中国足球勇夺世界杯，等等等等。这的确是个好梦，但梦醒之后，除了愤世嫉俗或者冷嘲热讽之外，我们也许还能找到更有建设性的道路可走。

说到这个话题，首先讲个神来之笔的段子。

某日聚餐，席间英国友人举杯致辞，用一口虽不标准但很流利的普通话说：“祝贺你们的国家过生日，六十岁了，不像我的国家那么古老。”

是啊，刚刚六十岁。

说到六十年大庆，就不得不说到五十年大庆。现在时间是2009年10月1日凌晨1:10，某没谱青年正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看着中央陆军对贝希克塔斯的欧冠小组赛，一边在旁边的电脑上敲这篇日志。十年前的这会儿，某没谱青年正裹着从老爸那儿拿的羽绒大衣，半躺半靠在二中的大礼堂，一起半躺半靠了一礼堂的还有三百多个同年级的同学，有些在用GBA连宠物小精灵，有些在打牌，更多的是在闲扯，等着太阳出来后，屁股对着东升的旭日走上灯市口大街，走上王府井大街，走上长安街，参加游行。那个场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让某没谱青年不禁联想到传说中黎明前趴着隐蔽等待天亮便开展突然袭击活动的邱少云老师。当然这个联想很扯，因为邱少云老师既没有GBA，也没有扑克牌，估计也不会跟旁边的人扯令狐冲和杨过谁打得过谁，甚至旁边连个把可以趁着天黑肆意tk的漂亮女生都没有，最大的区别是，邱少云老师没有等到天亮就挂了，某没谱青年则顺利地参加了五十周年游行，然后一不留神就到了六十周年。理论上说，是邱少云老师挂了才换来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或者当然也可以像TBBT里的Sheldon一样辩解说二者只有时间上的前后关系，而无法证明因果联系。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完全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挂掉，好比白老师教导我们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句号画早一点很多事情都说不定。这两句诗很有道理，不过一般来说给老年人祝寿的时候最好不要挂在嘴边上，因为容易引起“您老不死的别撑着了，再撑下去就现了”一类的联想，当然这也是句实话，这个隽永的真理每当中国足球队进球领先之后都会在解说员的号召下浮现在每个球迷的脑海中。

提到这两句诗不禁想起了网上流传的段子，“建国”是王莽王大帝的年号（全称是“始建国”），“大业”是杨广杨大帝的年号，在传统的史书里这二位倒是有个共同点，概括起来有点一言难尽，用室友的话简称“都不是什么好鸟”——由此想来似乎这个电影题目比白老师那两句古诗更不吉利一些。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史书随便改改问题向来不大，因此就算电影题目改不过来了，正好借机给相关历史人物翻翻案，譬如“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记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大帝”，或者“水利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杨二宝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等等，这下就算电影起错了题目也不丢人了。

其实这个题目让某没谱青年最先想到的倒不是年号，而是一个称呼——比父亲年长的男性长者，有很多与共和国同岁的都以“建国”为名，因此如果找到个领退休金或开展老年棋牌乐园的场所，闭着眼睛喊一声“建国大爷”，恐怕回头率不比在遛狗高峰期的公园里喊“笨笨”差多少。电影起了这个名字，平时被称呼“建国大爷”的人自然都会有兴趣买张票看看和自己挺有缘份的这部电影到底什么样，于是票房就有了保障。

由此就想到了这几代中国人的名字。建国们在幼儿园里欺负援朝们的时候，立宪们正好呱呱坠地；立宪们还在蹒跚学步，跃进们又开始嗷嗷待哺了；等到跃进们挨过饿背起书包，学锋们又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学锋们大概话都还没说利索，卫东们又开始长江后浪推前浪（某没谱青年一直没想明白的是，既然伟大领袖的名字有三个字，为毛没见过有人起名叫“卫毛”呢？）；好不容易卫东们和文革们走进了中学课堂，拜计划生育所赐他们终于不再可能有名叫“改革”的亲弟弟亲妹妹，当然保不齐邻居家有运气不太好的小盆友叫“震生”的……之后仿佛一不小心就到了今天，建国大爷到了退休的年纪。

建国大爷这一代人，仿佛生下来从名字就意味着命运要和时代大势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代人的命运要随着时代不靠谱的洪流艰难起伏。历史书里大书特书的永远是建国大业，落实到每一位建国大爷、立宪大爷或者学锋叔叔、卫东叔叔身上，沾边的恐怕也就两三行字，“某某年间到某某年间，某某省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等等一晃就过去了。这样想来，如此宏大的命名其实很可笑，仿佛用个体的热脸贴了历史一辈子，最终获得的仍然是一个冷屁股。建国们、学锋们大概从有名字那天就会坚信，人应该是一个更宏伟概念中的螺丝钉，无论这个概念是实现共产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还是别的什么吧，然而随着建国们长大成了建国大爷，学锋们长大成了学锋叔叔，他们会忽然发现，其实这个更宏伟的概念骗了自己，无论理想信念还是一个宏观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的事。时代的洪流拐了个弯，轻而易举就把每一片命运的落叶甩在一边，历史终究属于建国大业而不属于建国大爷，尽管这个“属于”也顶多就是个在几百年的历史书里属于一下而已，然而几百年后，建国大业挂了，建国大爷也早挂了，所以说历史约略还是永远属于建国大业的。

十年前的某没谱青年比现在要愤青得多，所以总是很不满。十年后大概明白，在历史的维度里，不满的反义词并不是满意，而是习惯。这片土地上已经经历了几百个甲子，每一个建国大业都曾经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而终究都无法跳出历史的轮回。说到底，无论建国大业还是建国大爷，在历史里面对的除了必然，就是偶然。对于必然，我们都无能为力。对于偶然，我们更无能为力。给定一片土地的各种资源禀赋结构，一番沙盘推演后，最终获得的结果真正涉及到居家过日子生活水平的，变化幅度永远不大，几千年来的区别也顶多就是哪些人去搞建国大业、另一些人去做建国大爷而已。如果完全无私地跳出自己的命运，观赏历史的洪流，那其实真没什么好看的。

写到这里已经中午十二点，当然，中间看了场尤文对拜仁的比赛，睡了一觉，之后又写了一个legal memo。十年前的这会儿，某没谱青年已经快要走过天安门了。无论以什么姿势或什么心态，我们总是在路过历史。这有时候值得自豪，但不过是因为我们恰好抓了一把好牌而已，这有时候值得愤怒，但愤怒的原因也不过是抓了一把不那么好的牌，或者别人抓了一把更好的牌。既然掷色子的是上帝，我们也实在没什么好关心或者担心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的最善意的告诫大概也就是不要路过得太用力，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