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笨窝

开始扯淡前，先讲两个搬家遇上的故事。

先是某天搬家具，送家具的工人抬到家里的原来不是桌子立柜，而只是一块块包装严实的木板，打开包装——原来上面都是写着ABCD的，几块板子拼好，A对A、B对B，敲敲打打几下就插好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某笨给电脑买了两根内存条，打算插在原有的两根旁边（字儿话好像叫南桥北桥什么的）。一切顺利完成，启动电脑，打开系统信息，发现内存大小还是原来那么大，于是顺理成章地开始怀疑新买的内存条有问题。把原有的两根拔掉，新来的两根插上——这下通了，而且系统信息显示内存是新内存的大小。仔细研究一下，发现是主板上另两个一直没有用过的内存插槽太紧，某笨刚才根本没插进去。二月初的天气，某笨在屋里赤膊跟主板和内存较劲，然而新旧内存条轮番上阵始终捅不进插槽的缝里（这个情景和描述都隐约有点像个题目叫《新婚之夜》的故事），只好先把两根新内存插上——还好新内存本身就比原有的大，潦潦草草也算完成了升级内存的工作。

盖上机箱颓然坐在地上，某笨脑海中缓缓浮现出一个貌似很有道理的想法：所谓教育，其功能不在于让认识ABCD的人学会怎么插各种玩意儿，而在于让知道怎么插各种玩意儿的人认识ABCD。

OK进入正题，今天要扯的是诺贝尔奖和中国足球。

中国为什么有着出色的高中生却没有诺奖获得者，以及中国足球队为什么一年踢得不如一年，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人似乎都成了天问，某没谱青年最近的想法是，这两个问题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

从足球说起吧。世界杯足球赛的主旨当然是比较哪个国家的足球踢得最好——当然，尽管因为相生相克死亡之组核心受伤主帅进水等等原因，决赛夺冠的球队不一定是踢得最好的，但大概的体现了这么个意思。然而，这一说法忽略了一个几乎是废话的事实，那就是，世界杯比较的其实是哪个国家以足球作为职业的人的足球踢得最好。

这一说法近乎废话，因为现今不太可能有业余踢球的人赛过职业球员，毕竟人家是科学训练营养配餐，踢野球的在标准场地上溜达九十分钟都费劲，遑论技战术小配合了。至于为什么踢野球的人不去踢职业联赛，他们可能脑子进水，可能四体不勤，旁人无需过问。

某没谱青年一直有的一个想法是，倘若给世界各国的学生举办个三好学生夏令营，或者三坏学生夏令营，标准倒不重要，总之就是每个国家都从小孩当中抽取一个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出来，忽然命令二百多个国家的小孩儿组织二百多支足球队，挨个打比赛，无论淘汰赛也好循环赛也好，中国小孩儿必然踢不过巴西阿根廷，对阵西欧的高Q大棍恐怕也够呛，然而以中国小孩儿不写作业看意甲、逃学踢野球的精神，用篮球隔着半场远射练出重炮手、在旗杆、篮球架、排球网和防守队员中间练出盘带狂的技术，恐怕也不至于一口气被踢到全世界八九十位去吧。

接着设想，同样还是这拨三好学生或者三坏学生夏令营，大家踢完球，洗个澡吃饱饭，换身干净衣服，一人发一张无论什么卷子做，甚至可以专门出研究性问题需要自己设计实验没有标准答案那种，成心难为中国学生。某没谱青年估计，中国孩子十有八九拿不到第一，但优秀生的比例断然会显著高于我们诺奖获得者的比例——即零——的。

这就是为什么某没谱青年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诺奖领域我们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我们的高中生世界领先，大学一毕业就全面平庸，其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在足球领域我们一直在感慨，人家巴西的孩子躺在海滩上就能拿迎面骨颠球，英国的孩子一放学就在小区的草坪上打比赛，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得到普及。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研究对地方。我们的孩子在这两个领域一直都没有退化，也没有出国，他们只是没有呆在自己最擅长的位置。

精于此道和以此为生其实是两个问题。在北欧也许这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某个行业再不景气，高税收和高福利也能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拉到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使得从事低收入职业的人踩着兴趣的板凳就可以和自己挣大钱的同辈看齐。在北朝鲜这肯定不是一个问题——除非您是Fucking Kim的儿子，否则基本干什么行业都用不着考虑机会成本。所以北欧的足球一直都不错，朝鲜队也踢进了世界杯。

然而在咱这儿，特别是对于足球而言，专长和谋生之间确实存在着需要权衡的问题。毕竟，不踢足球可干的事情有的是，足球不比炒股，可以边喜欢边数钱，足球这一项目的高淘汰率使其为全体从业者带来的平均收益远没有我们看到个别球星的香车豪宅时所直观感受到的那么高不可攀。用某没谱青年熟悉的事儿举个例子，设想全北京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按水平从高到低排队，排在第五十的可能正在某个很有面子的律所担任很有面子的合伙人，但设想全北京水平排在第五十的左边后卫——此人姓甚名谁，岁入几何？

所以说足球运动员的高收入本身是这一行业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保护。假如每十个学踢球的小孩最终可以有一个以此为生，假如法学院毕业的有一半可以做律师，那么球员的平均收入就必须达到律师平均收入的五倍，才能保证球员和律师的“入门水平”相当——不然就必然会有其实更擅长踢球的小孩因为预期收入过低而去做了律师。家长教育孩子肯定说你得向最高标准看齐，开始学踢球的那天谁也没预备着自己是分母里边的，然而在选择职业的问题上，其实每个人都肯定会打好自己的算盘。

想通了这一点，中国足球的水平就很可以理解了。说白了，考虑到球员和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差（国安上赛季最佳射手大格的年薪是25万美元，这个数目据说肯定高于国内的顶尖球员，更肯定远高于国内球员的平均水平，而且考虑到足球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其年薪和其他可以终生从事的行业比较时应该除以三左右），再结合足球的各类丑闻对这一行业的潜在贬值作用，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到该有多少其实更可能成为一流球星的小朋友去做了二流会计、三流教师、四流记者、八流厨子。都是市场经济了，好比楼下15块钱找个小时工，你不可能要求人家煎炒烹炸吹拉弹唱坑蒙拐骗双语服务，足球也一样。套用流行语说这是足球记者忽悠的“联赛为本”的内在逻辑，从市场角度看，中国足协面临的竞争对手其实并不是越南泰国柬埔寨马尔代夫，当然了更不是日本韩国北朝鲜澳大利亚，而更可能是中国会计协会、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厨子协会以及一切小朋友们除了踢球之外可以选择的行业。

没有人踢足球的问题并不存在于校园足球，即使给每个中学派去温格、派去福格森，他们肯定能挑出最可能成为球星的孩子，肯定能让这些孩子学到最先进的足球技术，但在填志愿的时候，他们即使配上翻译也未必能说服这些孩子放弃一份比如五十万年薪的工作去靠踢球挣（经折合的）二十五万年薪。同样，没有人得诺奖的原因也不存在于高中或大学，因为即使我们的每个高中生都既有目前中国学生的技能又有欧洲学生的思路，即使我们的每个大学生都是其所在领域内的学术精英，当他们大四即将参加各类招聘会的时候，倘若他们真的是这样的精英，谁又能说服他们去从事一项底薪三千、不攒口水文就很难获得提拔且要同一群抄袭成风的同行相互竞争的职业呢？

又回到了开头讲到的那两个故事。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成就并不在于诺贝尔奖，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恰恰是今天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给全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一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有面子、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某没谱青年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当然这故事是听老妈说的，家里曾经有搬家前的老邻居串门，说来还是北京城里的居民，聊起天风生水起宾主尽欢，答问间妙趣横生张弛有道，临走却抓瞎了一定要老妈给送到汽车站并送上汽车——不是不认识路，而是因为车来了认不得斗大的“25”字样，无法判断何车可乘。考虑到这仅仅是二十多年前、且发生在北京城区的事情，今天全中国遍布着可以按照ABCD把家具插好、可以满街刷“护栏钢窗137xxxxxxxx”小广告、可以一年一度按照车票正确地挤上一班春运列车的民工师傅们，就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同样，我们对于校园足球的期待，也应该仅限于它能够让书呆子们近视眼少长个百十来度、让独生子女们明白什么是配合、让胖墩儿们晚点达到北京市的“肥胖”标准。仅此而已。

从那儿往后，诺贝尔奖或者中国足球，这种事关职业的事儿在一个市场经济体是一定会由市场说了算的。当然，它们看起来都很像是教育问题，甚至都更像是教育问题，但故事的根源在于，一个行业在市场竞争中较之其他行业落了下风——换句话说，问题必须通过这个行业改变自身才能得到解决。

搬家进程其实今天已经开始了，屋里歪七扭八打了二十多个箱子，部分柜子搬走——目前某没谱青年是坐在沙发上仰头在电脑桌上更新……

搬家很累人，前天扭了腰，昨天拉伤了小臂，刚才搬纸箱子把手指头划了一道口子。

血的教训是——以后绝对不能买破烂儿！打死也不买！

——尽管总有些理论证明恩格尔系数过高是贫穷社会的表现，然而到了搬家的时候就看出来倘若以往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吃上该有多好了……

歇口气儿继续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去菜市口了。——家住菜市口附近的茼蒿，或者吧所有宣武区的茼蒿，欢迎联系饭局^^

然后开春等东西都收拾好了打算组织个轰趴什么的^^

其实某没谱青年自己倒并没觉得股沟是那么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网站。尽管从另一方面某没谱青年即使在毕业典礼上都深为某P大杰出校友借官方对一档搜索引擎的压制成功运作另一档搜索引擎上位而现场感到由衷地恶心，虽然某没谱青年到现在都十分喜欢的梁冬曾经在这款“另一档”搜索引擎供职，但是（这段儿里转折怎么这么多呀），某没谱青年自己并没有觉得股沟有着那么无与伦比的卓越之处——当然了它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搜索引擎，或者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搜索引擎，不加之一，但好像还真不至于到能改变世界观人生观的地步。对于人生，某没谱青年一直觉得这东西是每天都很容易被千万件事情所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通过某搜索引擎搜索到的几百件事情就并不占据最主导的地位了。

搜索引擎只提供答案而不提供问题，它能给一个人带来的最大改变在于信息量，说白了就是“知识面儿”。某没谱青年虽然宅可好歹也接触过不少人，有一些比较喜欢，有一些接触起来就比较勉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感觉“知识面儿”在影响一个人整体形象的因素中作用相当有限，其排名可能比我们从小受教育要“多看书”“多读报”时得到的暗示要低得多。毕竟，阅读的内容起作用还要通过思考的过程，完全相同的故事给不同的人看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每每一帮人讨论一档子事儿，大家说到兴头上忽然某个人也是就事论事地冒出来一句评论，余人便兴味索然了——区别不在于“知识面儿”，而在于从相同的故事里得出的不同看法，或者说是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看法儿。

很多事儿没法往深了说，但理儿大略就是这么个理儿。如果把“民智未开”归咎于知识面儿不够，基本也就相当于把ED归咎于见过的美女还不够漂亮——当然不能说全然没道理，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如果自己能力不行，和平崛起的期盼是不可能完全仰仗外界刺激的。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其实股沟退出中国市场的“破坏性”也许并不如捶胸顿足者所预料的那么显著。通过股沟能看见什么是股沟决定的，但看见了这些东西之后的效果完全由电脑前边那个人说了算，而对于这个人的品相股沟没有一点发言权。由于股沟的性能和风骨——这两项都是很为某没谱青年所欣赏的，其关闭中国业务的确会令我们少知道很多事情，然而很多需要改变的人即便真的能多知道这些事情，也未必就能改变，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改变一些人，也并不应该寄希望于股沟。

扯了这么一套，某没谱青年的主旨仍然是反对至少是字面上引起今次股沟退出事件的关键词屏蔽政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国家机器只能用来制止行为而不是思想。真理并不是总能战胜谬论，但讨论得越多越充分，至少可以让谬论看上去越不是那么像真理。除了那些类似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谎报火警之类的会引起“清楚与现实危险”的言论之外（插一句，某没谱青年迄今觉得范跑跑老师当时的言论在当时的情境下会引起“清楚与现实危险”，虽然并不意味着他的言论必然是错的），没有什么言论是应该用GFW封杀的。

于是就说到了反股沟这边。

给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经验，这个人希望通过行为所达到的目的就几乎可以不证自明了。给定一群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经验，这群人希望通过行为所达到的目的也几乎是可以不证自明的。正因为此，某没谱青年觉得新闻封锁之类的事情不需要愤怒或郁闷——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犯傻上，或者说即使暗地里有这种寄托，也最好不要说在纸面上，没能实现的时候也不要愤怒——好比某没谱青年观赏奥运，内心其实总是期望看见体操选手失手落地的镜头，然而倘若一场比赛看下来竟然没有看到选手失误就大骂比赛没水平，那就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气生了。

说实在的某没谱青年不是太相信法律，尽管因为自己是学法律的所以说这句话应该遭雷劈，且由于自己持有在中国从事律师职业的绿本儿所以说这句话应该遭第二下雷劈，但还是想说，很多事情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法律上。制度的作用比我们能想象到的还要有限得多。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写出最出色的宪法，制定最完备的言论保护规则，甚至凭空造个奥特曼出来像和绅大叔一样手持护法槌，但想想看手持宪法可还是玩儿去了的国家主席，想想看手持党章可还是下课了的总书记，就可以预料到我们幻想的这些圣诞礼物究竟会有多大杀伤力。某没谱青年最近几年的悲观看法是，其实只要给定一块土地的各项内生变量，比如人口、资本总量等等，然后运转上一段时间，达到稳态之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就基本上没什么选择空间——这个领域随机变量能起的作用少得可怜，远不像打足球经理，0-3输了之后一读档再来一盘没准4-0了。

我们当然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至少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孩子的想法。这说多不多，可说少也不少。我们当然会为这片土地上没有了股沟而郁闷，但郁闷之余，如果我们想要股沟回来，最好的办法也只有从培植股沟生存的土壤做起。

比如，我们需要宽容，需要不轻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既包容一切又听风就是雨的人基本可以确诊迟早是一个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但同时，这两者又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宽容我们身边的人、尊重每个反对者的自由很可能意味着我们自己的自由不能随心所欲自由伸展，独立思考也往往意味着今天的自己否定昨天的自己。当然，其他对策也不是没有，比如扯着嗓门把反对的声音盖过去，擦亮刺刀摧毁一切反对自由的力量——只是，这样赢得的自由，真的很有意思吗？

某没谱青年还想说的一句很讨打的话是，在真实世界中，其实任何一个年代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一定是能让其中的多数青年人满意的社会。毋庸置疑，社会只会最合那些有资源、有手段的人的意，而在这两方面青年人都不占上风——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剩下最有手段、最有资源的是一群年轻人，麻烦恐怕就远超出我们想象了。即使我们今天最不满意的人，那些设定屏蔽词的人，那些侵入邮箱账户的人，其实也未必从一生下来就事事顺心。他们今天享有一个——无论是不是真的——合他们意的世界，但几十年前，当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时他们面对的世界，无论以今天我们的观点还是以当时他们的观点，又真的能合几个人的意呢？

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着急上火的、情感所系的永远是眼下的事情，但真正需要我们负责任、我们有办法施加影响、且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会被戳脊梁骨的事情，将发生在二三十年以后。今天当我们没有股沟时，我们可以骂街、可以叫好、也可以淡定，但二三十年之后，无论我们做出如何的选择，我们都将是或骂街、或叫好的对象，届时我们是无法假装淡定的。

（一）

2009年，走了很多路，大概配得上这个“行”字吧。

3月去深圳，在深圳上空的气流中惊魂半小时，最后还是降在广州；

9月去深圳，从秋高气爽的北京一下飞机就进了蒸笼，满怀对国庆长假的期待蒸了两天回到北京；

11月去桂林，满城的桂花香和永远在上坡下坡的路面，以及好吃的米线和芋头；

12月去南宁，五象广场夜晚的灯光；

12月去四川，刚刚回来……

在这二十多年中，今年确实是出门次数最多、去的地方相对也算是较多的一年了，此前二十多年没有涉足过的中国南方，今年一年就去了五趟。

（二）

08年夏天入职，然后参加司考等等，到了09年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年度。

如果把生活分为“行”和“思”两部分，工作起来的日子和上学相比，显然、而且也不得不“行”的味道更浓重些。在学校的时候“行”是“思”的辅助——比如参加社会实践，参与各种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工作之后的“思”则是以“行”为目的——准备一份合同，做一次research，其中最主要的思考都有着明显以行动为指向的目的性。

思考可以用头脑探求遥不可及的世界边缘，而行动则是真切地用双手触及自己的边界。思考体验缥缈，行动则带来充实。

（三）

又想到了两则关于“行”的著名slogan，一是奥巴马老师的“Yes, we can”，一是葛爷的“神州行，我看行”。

某笨于说文解字全然不通，然而依稀觉得“行”的“可以”这个意项与“行动”这个意项有着一定的关联。毕竟，做一件事无论行与不行，最好的判断方式就是亲自去做一做。通过行动，感知到自己的边界，进而确认哪些事情“能行”，哪些事情“不行”。

2009年的“行”带给某笨的，也包括这样一份有形状、有边界的自信心。在做每一件事的过程中看清自己的优劣，然后就会变得踏实——既因为那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也包括那些自己无法做的事情。毕竟，知道了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哪些事情是自己暂时无法企及的，才能确信无疑地知道哪些事是一定能够做好、务必全力以赴的。

（四）

写到这里想起来，“行”还是个多音字——其实另一个音作“银行”讲，于今年某没谱青年的生活也很贴题了。毕竟，今年打交道最多的，还真就是银行。

（五）

参考下豆瓣，贴出今年读过的书吧。

1. 钱理群《天地玄黄》
2. 韩寒《他的国》
3. 严歌苓《小姨多鹤》
4. 梁文道《常识》
5. 崔卫平《正义之前》
6. 科学松鼠会《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7. 刘慈欣《魔鬼积木》
8.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9. 许知远《醒来》
10. 江南《上海堡垒》
11. 陈平原/夏晓虹《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12.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
13. 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14. 刘索拉《女贞汤》
15.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16.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17.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18.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
19. 萨伯《洞穴奇案》
20.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
21. 龙应台/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
22. 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23. 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24. 张仁忠《国史系列—北京史(插图本)》
25. 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26.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29年大崩盘》
27. 司马辽太郎《德川家康》
28. 章东磐《父亲的战场》
29. 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
30. 任东来《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
31.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
32. 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
33.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34. 六六《蜗居》

（六）

感谢各位一年以来的访问和留言，大家新年快乐^^